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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确诊,我和成人多动症的和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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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确诊,我和成人多动症的和解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 07-23 14:39

国涛在25岁确诊了成人多动症。


“成人”“多动症”,这两个词语组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猎奇的冲动。但“多动症”不一定是表现在肢体上,也包括过于发散的思维、不受控制的注意力,而它们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人的主观破坏行为。


在漫长的成长中,国涛经历了自我觉察和确诊,并在研究生阶段,将多动症变成了自己的探索和研究方向。这帮助他完成了自我理解和自我疗愈。


以下是国涛的自述:


确诊之路


2019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确诊了多动症,那时和我一起在医院门廊排队等医生的,大多是孩子。是的,25岁的我挂了儿科。


问诊时,钱秋瑾医生说:“你这是典型的成人多动症”。于是那些在他人眼中离大谱的行为,有了一个正式的医学解释。


我成长在安徽一个县城,父母是朴实的农民。我应该从小就有多动症,而12岁之前是否出现过症状,也是判断一个成年人是否患有多动症的重要依据,但儿时,我从来没听过“多动症”这个词。


《看上去很美》剧照


我只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在夜里修车,我在一旁用手电筒帮他打光,直到听到怒吼“手电筒怎么不跟着我的手移动”,我才知道自己走神了。有一次放学回家,到家摘下书包我才发现,所有书和文具都掉了,原来我一直把书包大敞着倒着背。至于控制不住在课堂上接老师话,这都是平常事。


多动症表现有三类型,第一种是注意力缺失,第二种是多动冲动表现(比如不受控的情绪突然出现,冲动飙车),第三则是前面两个的混合。在成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察觉到自己有这些问题,周围人也把我的表现归结为“小孩都这样”。但其实,这些具体表现背后,有研究发现大多数ADHD群体的脑部在工作记忆、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三个执行功能的子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另外,多巴胺功能也失调。


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觉得自己差一点也没关系,算是不开窍吧,没心没肺的。可成年了之后,怎么都得开始自我探索吧?于是我把一个大学生能探索的方面,比如学习、社团、兴趣爱好,全都试了一遍,结果全方位碰壁,无限尝试,无限失败。


失败甚至包括玩游戏,比如英雄联盟,我玩了几千场,还是青铜。这款游戏里,我最爱玩诺克萨斯之手这个角色,但因为情绪控制能力弱,玩的时候常常一时上头,心想“别人可以凭什么我不可以”?于是我抱着“诺手只能死在对方塔下”的信念,为敌方送去初血。


失败太多次后,我迫切需要一次成功来证明自己。大三时,我决定考研,一年痛苦又折磨的学习之路开始了。这一年里,因为大量心理资源被消耗,按时吃饭、睡觉、起床对我来说,都变成了考验。每隔一个月我都会崩溃一次,连续几天不学习,最长纪录是,熬夜一宿看了四部电影。


《坠入》剧照


但与此同时,我作为一个小镇青年,向上走的驱动力又相当大,甚至QQ签名在那时都是“阶级跃升”四个字,再加一个感叹号。这份驱动力让生活里其他所有事情都为考研让路。


为了调动自己的注意力,有段时间,我甚至在学习之前先撕钱,形成对收入不高的父母的愧疚,来激励自己。2018年一年里,我光是撕掉的钱就有1000元,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我还在淘宝上买过提高注意力的非处方药物。或许这段话不能表现其中艰辛,但这次考研在短时间内摧毁了我的情绪系统,考研结束之后我每日大脑里充斥着无意识自我攻击。最后,出乎所有人意料,我从双非院校考上了西南大学心理学研究生,艰难上岸了。


有没有可能我有成人多动症呢?这个念头是我在偶然听罗振宇的读书会产生的。他说自己有成人多动症,像缴水电费这样的简单小事,也要磨蹭着拖好久。其实我也是,不仅水电费,还有话费,这些的小事对我就很困难。我记忆力不太好,记不得当时他的原话了,但印象中,他还介绍了一些症状,我全都能对号入座。


彻底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源于读研前尝试的两份工作均以失败告终。工作不可避免有压力,面对压力大家肯定都紧张,但我的紧张是失控式的。按公司规定,我当时需要每天打300个电话,这对我的心理,构成了极大的压迫感。最后在领导的眼中,我每天的表现就是,“扭来扭去”、“东张西望”、“一天上20次厕所”。不到一周,我主动跑路了。


《废柴联盟》剧照


这之后,我决定,必须要搞明白自己是否有多动症,不然这辈子就完了。但那时关于成年多动症的信息非常匮乏,再加囊中羞涩,拖拉了半年,我在2019年的春天坐着绿皮火车来到北京,并最终在北大六院确诊。


我有多动症


情绪,是以需求和愿望为中介的。小的时候,我只知道吃喝玩乐,如果被批评学习上缺乏纪律,还会争取下次做好,觉得失败了也没关系,因为对学习没有需求。到了大学,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别人的认可在生命里的权重就越来越大。我还记得一个场景,就是自己在研究生学生会时,有一次需要上台总结发言,结果一开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思绪打结,最后整个人都卡在了那里。


刚刚说的这一系列失败,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觉得可爱。但其实,那时我的自我价值感极低,后来我了解到,其他多动症患者也是如此。微小的挫败在时间轴上持续,如水滴石穿,烙印在人的心里。


在北大六院,确诊多动症的同时,我也确诊了躁狂症(多动症往往伴随次生的情绪问题)。但确诊之后,身边的人几乎没人信。比如,因为病症,我当时很难做到随手关空调,我的室友们即便也是心理学专业,但研究方向不一样,也并不能理解,你不关空调、乱放东西可能跟你的多动症有关。对这种不被理解带来的争执,一开始,我会产生负面情绪。但后来想想,抑郁症的概念在中国的普及,花了多长时间?多动症可能也同理。


《当冲动的他遇到分心的她》剧照


我的研究生导师冯廷勇可以说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被理解的人,他的研究方向是认知发展与教育,涉及多动症、自闭症,另外他也关注容易拖延的人的大脑结构中某些部分的激活情况。知道我有多动症之后,导师开始对我因材施教,比如在办公室里给我讲问题时,会用图画在草稿上,让我离开时带走,方便我复习,加深印象。


疗愈的过程,是一套组合拳。除了医院的诊断、治疗,导师的帮助,自我作用也很关键。我尝试了很多办法,比如药物、膳食补充、运动,见效都不大,其中药物对我来说不太适用,因为副作用大于疗效。而且我尝试的两种药,本来就不一定对所有患者都有效。


因为是学心理学的,后来我正式将成人多动症变成了我的研究方向,陆续进行了大量文献阅读。合理地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成为自我接纳的起点。通过大量的研究,我开始搞明白一些问题,比如多动症的常见表现是“工作记忆不好”,就是当一个人要跟我说三点问题,说到第二点到时候,我已经把第一点忘了。这是因为我们储存信息和操作信息的能力比较弱,前文提到的研究生学生会发言当众卡住就是一个例子。但那时,我没有一下子意识到是言语工作记忆的缺陷,不服输地开始了一遍遍训练,又一次次满足不了自己的期待。后来,我查阅了文献,工作记忆是很难训练的,从此一切可能发言的场合都提前打大量草稿。放弃了对于掌声的幻想、降低期待,我的目标是“普通人”。


对我个人而言,比较关键的一个疗愈转折是进行了正念锻炼。所谓正念,其实一种“游戏治疗”,就是不断觉察自己的念头、用意识去感受身体各个部位,正确疏导情绪。就像运动可以训练人的耐力与爆发力,正念可以锻炼人的注意力、自控力,它的原理是锻炼大脑的前额叶,提升相关的底层能力。但相比药物治疗,它并不能30分钟就起效,而需要长时间持续投入。另外,尽管大方向是好的,但是起效程度因人而异。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长期进行正念训练的最大收获是,情绪控制能力增强。举个例子,同样是被室友批评我没关空调,我的第一念头不再是“你为什么不接纳我”,而是想到,我在学着与自我相处,而他们也在学着与我相处,他们对我的批评,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一。学习、理解、落实,这本就是学习的步骤,为什么要把期待摆得太高?这样解读后,情绪结果也就不同。


而我第一次意识到到自己似乎变得“正常“了,是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我在图书馆看文献,有时能够一坐就是一上午。另外,课题组聚餐,不免谈到一些人或事,一些关键词还是会让我瞬间发散,想起许多受挫的负面回忆。如果在过去,这样的回忆,会带给我 “枪林弹雨”的体验。但研究生快毕业时,回忆已经变成了空中漂浮物,不再攻击我了。或者说,我不再那么轻易陷入其中了。


2021年,我去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经过心理测量、以及另外一些实验室测试,被医生诊断为“正常”。


多动症,是病吗?


当然,我的“恢复正常”是打双引号的,在学术界,其实从来没有绝对治愈的说法。注意力不足,能被“杜绝”吗?答案并不是0和100这两个选项。这也是很多人怀疑自己也患有成人多动症的原因之一,有些人在网上对照了相关量表,觉得自己有一些症状,就自我确诊了。但实际上,“量”与“质”之间的差别,还是需要医生严格问诊的,因为医学对多动症有严格的诊断标准。


在我的经历里,北大六院的钱秋瑾医生在对我问诊时,不光参考了很多指标,包括几大量表、词语学习测验、脑血流图、诱发电位彩色地形图、临床记忆测验等,还对我的成长史、发育史进行了访谈。


为什么我强调医生的多重严格问诊,打个比方,“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是对诊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现实生活中,人对自身的“社会功能正常”认知标准却往往是主观的,这关系到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叫我第一名》剧照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有国内顶尖高校的学生觉得,自己在某个环境中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无法调控情绪,可能是多动症引起的,但医生经过诊断,更倾向是抑郁、焦虑等其他原因造成的。我也碰到过一些人,一直没有被确诊,但坚持认为自己存在注意力缺陷。


但本质上,我们的愿望都是更好地适应社会,为什么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这到底是不是病”这个问题上呢?如果感觉自己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承认它、尽量朝着正常的轨迹训练,然后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或许比执着于一个名词更重要。


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自救,顺便也想提供一些互助资源,我创办了“ADHD互助联盟”。这个过程中接触了一些“高功能患者”,他们可能毕业于麻省理工、北京大学这样国内外顶尖学府,即在世俗意义上是很优秀的人。这些样本甚至导致了一些认知偏差,即让人以为,多动症一定智商高。


菲尔普斯、比尔·盖茨、达芬奇、约翰·肯尼迪都是ADHD患者


但起码根据目前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状况,一个ADHD患者能通过某种方式确诊,往往是具有自我觉察能力,且拥有一定客观资源的,也就是,一般来说都是被“筛选”的相对精英的群体。而根据很多研究,大多数多动症患者在社会功能、学习功能的表现上,是相对不那么主流的。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世俗意义上的底层,被淹没在人群里,甚至一生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多动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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