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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之王”周星驰,演出了平凡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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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之王”周星驰,演出了平凡人的梦想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 15天前 18:20

周星驰在香港长大、拍戏、成名,也在香港遭遇种种非议,他的心路历程与香港电影的兴衰相关,也与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沉浮息息相关。由此,香港人看周星驰,少了一丝内地语境的神化,或许会更贴近真实。

黄金年代


1988年,周星驰担任男主角的第一部电影《霹雳先锋》上映的这一年,也是他的电视剧上映最密集的一年,先后有《梦边缘》《刑警本色》《大都会》《斗气一族》等六部戏在TVB电视台播出。当时,已经拍出《胭脂扣》的关锦鹏刚刚夺得第八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周星驰更像是一个电视明星,他的无厘头搞笑方式在电视剧里引起香港人的注意,反而在电影方面还不成气候。


1988年,周星驰凭借电影《霹雳先锋》获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每年高达300多部的产量。当时,几乎每个地产公司都要成立一个电影部来拍片子,通过电影与传媒保持良好关系,借机为自己开发的楼盘做宣传。电影成了一块熔金之地,很多黑社会组织也进入电影业,借拍电影洗钱。在香港电影圈最有影响的是三大电影公司——拥有成龙的嘉禾,主要拍功夫片;拥有曾志伟的新艺城,主要拍喜剧;另外邵氏公司组建了大都会影业,主要拍一些警匪片。李修贤的小公司并不起眼,只能算支流,专门拍些警匪片。但是,李的后台却很有来头,是有黑道背景的台湾老板杨登魁。当时在《东方日报》担任娱乐记者的朱其瑞向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杨老板投资的电影多是像《霹雳先锋》这样的中型制作,在香港基本是亏本的,但公司却经常邀请记者来摆庆功宴。那时传媒圈普遍存在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借拍电影洗黑钱。


周星驰在《霹雳先锋》里演一个小混混。朱其瑞告诉本刊记者,在香港的娱乐圈里,电影始终处在金字塔尖,只有电影演员才能称得上是明星,在电视台演,就是再红也只能叫艺人。李修贤从“无线”借来周星驰,对周星驰来说当然是个莫大的机遇,他抓住了这次机遇。


《霹雳先锋》中的周星驰与李修贤(右)


电影是1988年夏天上映的,当时在台湾主持《中时晚报》电影奖的焦雄屏很快就看到这部片子,她被周星驰的表演震撼了。“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一个小混混演得那么坏,那么灵活,可以用光芒万丈来形容!”焦雄屏向本刊记者回忆,当年组委会就颁发了一个特别奖给周星驰,这大概是周星驰得的第一个电影奖项。他很重视,亲自飞到台湾去领奖,焦雄屏得以第一次见到周星驰,她的印象是:“斯文,聪明,非常聪明。”第二年,凭借《霹雳先锋》,周星驰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但是,这个奖并没有让周星驰在香港一炮走红。


真正让周星驰在香港电影界出彩的是1990年刘镇伟拍的《赌圣》,充分发挥了周星驰的冷幽默。当时,赌场系列已经由周润发奠定了在香港电影中的地位,但周星驰的表演,在那种传统的英雄人物塑造之外又添加了戏谑的成分。那时候,刘镇伟也是个不知名的小导演,他和周星驰的天马行空相结合,开创了周氏独特的喜剧风格。《赌圣》拿下了1990年的香港票房冠军,这一年也可以视为香港喜剧天王的交接之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喜剧明星许氏三兄弟(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的新片《新半斤八两》票房排名第三,只有《赌圣》的一半。自此,许氏三兄弟所代表的旧式喜剧让位,周星驰代表的新喜剧正式上位。


《赌圣》剧照


魏达深那会儿还是学生,周星驰的电影一下子成了同学们每天到学校后的第一个话题,大家争相模仿他在电影里的对白,模仿他说话的样子和口气,谁要说没有看,那就落伍了。魏达深回忆,他去电影院看的第一部周星驰影片是他和张学友合演的《咖喱辣椒》,陈可辛监制,在这部影片里,周星驰把一个年轻人的叛逆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香港影坛的主流影片还是英雄片,年轻人已经不再喜欢,都在期待一个新面孔的出现。周星驰让人眼前一亮。“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和一个眼神,都带着年轻人叛逆不羁的味道,一下子就让十七八岁的香港年轻人找到了知音。”在魏达深看来,周星驰的电影打动人心,从来不单单是因为夸张的搞笑,而是他演出了平凡人的梦想——不用成为大英雄,你也可以改变世界。


关锦鹏分析这种新的喜剧形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无逻辑”。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开始,回归问题成为香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香港人对于“97回归”后的生活一片迷茫,从富豪到平民都弥漫着一种对未来不可知的氛围。“周星驰电影里的戏谑和调侃,恰恰符合了人们此时的心境,能过一天好日子就过一天好日子,至于未来,不去想。”关锦鹏向本刊记者分析,“既然原来生活的逻辑要消失了,新的逻辑又不知何在,眼下索性就选择无逻辑。”


《咖喱辣椒》剧照


1992年称得上是“周星驰年”,他拍了7部影片,其中就有5部包揽了香港票房前5名。到第二年,好莱坞大片开始冲击香港影市,年度票房冠军被《侏罗纪公园》拿下,这也是20多年来第一次港片未能登顶票房冠军。不过,当时香港电影界表面仍然一派繁华景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外部冲击的影响。朱其瑞还记得,1992年,向氏兄弟的永盛电影公司邀请巩俐来香港拍《唐伯虎点秋香》,当时巩俐刚刚凭借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也是她第一次去香港拍戏。向氏兄弟给出的片酬是100万港元,而且是现金,巩俐很兴奋,去银行存钱的时候,她告诉朱其瑞,自己得了威尼斯影后,内地只奖了她一套价值20万元的房子,相比之下,香港真是淘金之地。


周星驰也加入了财源滚滚的炒楼行列,他在旺角买了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铺位,要2000万港元,刚开始人们觉得贵得离谱,可几个月后,他就以4000万港元的价格转手了。当时,全城600多个电影导演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市民炒楼挣钱容易,都喜欢去影院哈哈大笑,喜剧片就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



周星驰在经历了初期的夸张搞笑和无厘头之后,也步入了一段低潮期。1994年,他北上内地拍《大话西游》系列,虽然在业界受到好评,但由于和原著反差太大,观众一时难以接受,票房一片惨淡。不过,《大话西游》对周星驰来说,却有两个容易被外人忽略的意义——这是周星驰第一次尝试创作电影,也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开公司来投资拍电影。魏达深更愿意将之看作周星驰在电影创作上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周星驰的电影不再单纯靠搞笑打动人,而是真情。”只是,这一次尝试单飞并不成功,彩星公司赔了不少钱。1997年香港回归,也是周星驰电影生涯的第十年。这一年的票房冠军是好莱坞影片《泰坦尼克号》,年底上映,两周拿下2685万港元票房,最终更是一举越过1亿港元大关。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渐行渐远了。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剧照


孩子气


从票房角度出发,香港电影有“两周一成”的说法,不过,相比塑造了无数英雄形象的周润发和成龙,周星驰在香港人眼中更亲切。朱其瑞回忆,那时候周星驰与香港传媒界的关系很好,他在片场爱跟记者开玩笑,收工以后又不喜欢去泡酒吧,只爱躲在家里,因此极少有绯闻传出。周星驰的爱好很少,朱其瑞还记得,他那时疯狂地迷恋斯诺克,家里收藏了很多斯诺克球杆。他爱骑单车倒是香港人尽皆知的,有时候会看到周星驰一个人踩单车从山顶别墅下到中环吃东西,吃完再骑回去,来回要三四个小时。香港狗仔记者都知道,跟着周星驰一般拍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片子。


毕业后,魏达深去报社做记者,后来一直做到杂志社的主编,经常去探班。周星驰拍电影,即便早期单纯做演员的时候也与其他演员不太一样,在片场,他不跟大家说说笑笑,也很少和人聊天,总是一个人默默蹲在角落看剧本,琢磨对白怎么改更好,拍完之后就一个人默默离开。这种对幕后创作的参与,从很早就开始了,到1994年拍《国产凌凌漆》的时候,周正式做起了导演和编剧。在魏达深看来,《大话西游》系列加入了周星驰个人想表达的东西——爱情,包括后来的《喜剧之王》,这部自传式的影片曾经让香港观众大吃一惊,评论界也很诧异,“周星驰怎么改拍文艺片了”,他再不是之前那个搞怪、夸张和无厘头的演员了。之后他几乎所有的电影,爱情都成为一条若有若无的主线,隐藏在足球、功夫、幻想等外表之下,他的电影由此有了真性情。


《喜剧之王》剧照


大概是在喜剧上太过受欢迎,对周星驰来说,转型才是他最大的心愿。早在如日中天的1992年,他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喜剧形象已被大家认同,本来对一位演员来说已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但我却认为不足够。因为我觉得自己经常演同一类型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就好像潮流一样,很快会过时,所以我希望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好使观众知道我并不单只是搞笑的小子而已。”


周星驰在记者们眼里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尤其他早年在无线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的经历,令香港人也会不自觉地把他当孩子看待。刚刚红起来的香港明星都很怕见记者,朱其瑞还记得,有一次关之琳拎着一个小手提包接受记者访问,大家听到包上的小铃铛一直在响,原来是关之琳因为紧张而不停地发抖。但周星驰不属于这种,他跟记者在一起常常说笑,还很罕见地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记者。


朱其瑞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香港娱乐记者被邀请去广州采访探班,结果组织这事儿的那个记者把日子记错了,80多个记者早晨6点钟赶到集合地点的时候才发现,应该是第二天才对,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气氛很尴尬。后来,朱其瑞提议带大家去附近的片场看看,当时周星驰在海边租了一个院子秘密地拍《喜剧之王》。结果,浩浩荡荡的人马赶到那院子的时候,正巧赶上周星驰在拍一场打戏,他被打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这下子场面更尴尬了,制片人沉下脸赶大家快走,担心周星驰发怒,记者们也为自己的不请自来而紧张,转身就走。可是,大队伍走出没多远,周星驰就大喊着叫大家回来:“没关系啦,来都来了,不如看看。”现场气氛一下子缓和轻松下来。



但在剧组里,周星驰渐渐成了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他经常迟到,拖延进度,现场改动剧本,在不了解他的人看来,这就是在耍大牌。1996年,彩星公司倒闭之后,周星驰跟合作伙伴杨国辉成立了星辉公司,杨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行政多年,但在电影创作上,周星驰是绝对的老板。香港演员田启文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加入星辉公司的时候,剧组里常常为让谁去催周星驰而头疼,谁也不敢,后来这任务就落到了田启文身上。田启文想了一招,他知道周星驰爱吃美食,便跟周星驰说,约定的时间吃什么,来晚了菜凉了就不好吃了。熟悉之后,田启文曾经很认真地跟周星驰探讨过,为什么他经常在拍摄现场临时修改剧本?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工业产品,有着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进度以控制成本,但周星驰却不这样看,他对电影有着孩子一般的单纯和认真。他告诉田启文,现场的临时氛围会让他想到一些更好的表演方式,“如果连这一点时间都不肯投资的话,那将来的损失会更大”。


老一辈的香港记者都了解周星驰的这份孩子气,对他也比较宽容。朱其瑞向本刊记者介绍,在香港,跑娱乐新闻的资深报社记者大概只有10人,而这10个人里面绝大部分又是女记者,普遍大龄、未婚,因此很避讳上镜头。之前艺人和记者会形成一种默契,保证在采访中记者不露脸。但有两次算是例外——周星驰拍《喜剧之王》的时候,一次是在香港海选演员,还有一次是最后结尾时周星驰与张柏芝、莫文蔚出来与观众见面,这两场戏都需要有长枪短炮的场面。当时,周星驰召集香港的娱乐记者去采访探班,但到了现场,有经验的记者就发现,实际上剧组是架好了机位,利用记者来做群众演员。“这种事按理说在香港很容易得罪记者,那些女记者更不愿意露脸,肯定会一哄而散。”朱其瑞向本刊记者回忆,“但那两次,大家都很帮忙,就是觉得周星驰很单纯,他的心思都在电影创作上。”



虽然周星驰不善言辞,但他对娱乐圈还算包容。2004年左右,周星驰斥巨资买下香港太平山顶一栋名为“天比高”的别墅,他很有生意头脑,把这栋别墅拆掉,改建成四栋,然后分别出售。但是,拆建工程耗时很长,中间不断有周围邻居投诉,周星驰整天忙于应付官司。媒体记者采访不到周星驰,就天天去他家附近堵着采访周妈妈。朱其瑞告诉本刊记者,香港是个重视隐私的社会,明星尤其注意保护自己家人,很反感媒体打扰家人,但周星驰却不生气,他反而觉得妈妈一个人整日在家很闷,有记者去找她聊聊天也好。


周星驰的母亲凌宝儿


功夫梦


《喜剧之王》于1999年初上映,夺得当年的票房冠军,为日益衰败的香港电影又挽回了一些颜面,周星驰也从一个演员转变成了一个职业导演。周星驰对这部电影非常用心,他亲自在香港公开选角,他为剧中每一个角色都设计了意味深长的特征,可以说,这一部“笑中带泪”的影片把周星驰的喜剧天分推向了高潮。同时,周星驰必须要面对那个他一直在苦恼的问题——喜剧之外,他还可以做什么?


拍功夫题材片一直是周星驰的梦想。早在1998年的一天,还在杂志社做编辑的魏达深接到周星驰的电话,约他一起吃晚饭。见面后,周星驰很激动地告诉魏达深,他刚刚在新加坡看了《黑客帝国》,电影很棒,动作尤其精彩,把中国功夫与电脑特技结合起来,一直是他想做的事,没想到却让美国人抢了先。


《黑客帝国》剧照


田启文向本刊记者回忆,其实,《功夫》那个故事的构思要早于《少林足球》,但当时的市场环境不好,周星驰想拍功夫片的想法一直得不到投资者的支持。“大家始终觉得他是个演搞笑喜剧的,拍点好笑的片子赚钱就是了。”无奈,周星驰只好曲线迂回,找另外一个载体和功夫结合,来包装他想要表达的功夫精神,最后选择了足球。田启文回忆,当时的市场仍不看好,历史上足球题材的电影还从来没有票房大卖的,为了节省成本,剧组把拍摄场地选在了内地的珠海。


此时的香港电影,正处在一片衰败与困顿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楼市大跌,之前托起香港电影业半壁江山的房地产陷入一片哀嚎中,纷纷撤出娱乐圈。2001年,澳门开放博彩业,香港的资本纷纷涌入澳门开赌场、开酒店,很多老牌的电影公司也拿着从电影市场赚来的热钱跑到澳门去开赌,一时间,香港电影的资金被抽走一大半,电影产量锐减。


2001年,《少林足球》的票房突破6000万港元,给低迷的香港电影打了一剂强心针。周星驰终于奠定了他在香港演艺界无可撼动的地位——《少林足球》横扫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七项大奖。这期间,昔日的“两周一成”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路,周润发进军好莱坞,成龙北上,只有周星驰没怎么变。处处不景气的香港社会氛围里,也只有周星驰的电影还能让人们开怀大笑,他在香港喜剧电影的地位也就此成了一枝独大。朱其瑞观察,从这部片子开始,周星驰在电影事业上真正成熟起来,他开始变得强势起来。


《少林足球》剧照


舍得花费巨资来做电影特效,当时的周星驰算是个异类。他把功夫与电脑特技相结合用在了《少林足球》中,再然后就是集大成者《功夫》,不仅有武术和特技,还有童年、梦想、爱情,这些都是周星驰心底最珍重、最想表达的元素。魏达深加入星辉公司的时候,正赶上《功夫》刚刚制作完成,他第一次看到完整片是陪着周星驰去东京参加电影节,还记得在影院放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了十几分钟,一片欢呼中,周星驰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当时的观众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在周星驰看来,电影是不分国界的,从《少林足球》开始,他拍电影就是面向全球观众了。“语言不重要,关键讲的故事要让所有人都看得懂,打动所有人的心。”


台湾电影评论者焦雄屏认为,周星驰的电影,归结到一点,都是在贯穿一个理念,即“高手在民间”。“这也是整个亚洲电影的共同点,宣扬小人物的力量,只不过周星驰用一种很活泼的方式来讲这个严肃的社会命题。”


《功夫》剧照


但是,转型并不容易。田启文说,周星驰是一个对创作非常较真的人,为了一个故事,周星驰会不停地想,又不停地否定自己,这个思考与想象的过程,偏偏又只能倚重周星驰。可偏偏想象力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事情,在讲求生产节奏的电影工业里,周星驰的星辉公司每三年才有一部影片问世,算是慢节奏。对此,田启文跟本刊记者分析说:“很多人觉得,一部电影大卖,马上拍续集,可周星驰不这么认为,他希望人们对他保持一个怀念的状态,对电影质量要更严格。他常说,别人拍十部电影才能赚到的钱,我要用一部就赚到。”


香港演员田启文


他想超越自己,又要肩负重振香港电影的担子,从《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的白头发就日渐多起来,他更少露面了,人也沧桑了不少。朱其瑞告诉本刊记者,《少林足球》在珠海拍摄的时候,他曾经去探过两次班。“那时候周星驰还在片场有说有笑,也是我最后见他在片场这么放松,此后再见,就常常是沉着脸,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也很少跟香港记者聊天。有时候,朱其瑞不免感慨,因为香港电影的衰落,香港的导演北上、演员北上,就连娱乐记者都没有片场可探班,没有新闻可报道,也纷纷北上了。朱其瑞现在常驻北京,帮着一些香港导演在内地做宣传,我们见面就是约在北京的世贸天阶,一家由陈冠希父亲开的餐馆里,那里是他和香港电影圈老朋友经常见面的地方。


从《功夫》开始,周星驰想要在电影中表达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他早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搞笑或武打。《功夫》最后,已经天下无敌的星仔面对反面主角火云邪神的时候,不是用暴力将对方打死,而是说了一句:“想学吗?我教你啊!”对方顿悟,屈膝臣服。这一幕的设计,展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武侠精神,也折射了周星驰个人的一些内心变化。魏达深告诉本刊记者,与外界的评价不同,周星驰身边的人反而觉得他这些年是越来越温情了。


孤独世界


《少林足球》在让周星驰收获名与利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这部片子之后,他跟朋友闹翻了,还跟投资人打起了官司。不久后,与周星驰合组星辉公司的杨国辉也把周星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一直未收到电影《食神》《喜剧之王》和《少林足球》的股东分红。一片毁誉之中,他却仍然是那个无人能及的“喜剧之王”。2003年2月,官司缠身的周星驰在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香港分馆的投票中,被选为“香港市民最想塑造成蜡像的艺人”。也是这一年,由美国著名杂志《时代》举办的“时代亚洲英雄2003”评选中,在获选的29位全球出色华人里,周星驰成为香港唯一一位获选的亚洲英雄,并因此成为最新一期杂志的封面人物。


周星驰变得让人陌生起来。但跟随周星驰多年的田启文和魏达深却都觉得,其实,周星驰一直没有变,他只是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公众面前。田启文说,其实周星驰的压力一直很大,除了创作上的压力,还有公司经营上的压力,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电影《食神》里曾经喊出心里话:“不是说了吗?四间变八间,八间之后上市,上市以后再集资,接着就是炒股票,然后再炒地皮,接着再分拆上市……”周星驰早就在运作让公司上市,但过程并不顺利,被港交所否决过一次。一直到2009年,他控股的比高集团才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食神》剧照


只是,无论压力多大,无论有什么想法,周星驰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也不乐于跟人分享的人。田启文跟在他身边13年,但周星驰也不会把内心的苦闷跟他讲。“他谁也不讲,他自己扛。”从很小的时候,周星驰就喜欢一个人趴在窗户上看街上的人,他的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爱出门玩,也不爱去逛商店,有时候在窗户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大多数时候,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天马行空。田启文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人会觉得周星驰苦闷,但其实他并不觉得,周星驰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性格而苦恼过,他很享受这种独自思考的状态。“有些人需要朋友,有些人不需要朋友,这没有什么好坏,他不需要。”


随着新的电影风格不断变化,从《功夫》开始,之前与周星驰搭档十几年的老朋友纷纷选择了离开,有的甚至还闹得不愉快。不过,朱其瑞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观察:“香港电影界历来竞争激烈,大家很认小圈子,一般都用自己的老班底,周星驰的思路很快,身边的人如果还停留在过去,就很难跟上他。”周星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断强调:“对我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创意本身,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生活,就是一个人有活着的感觉。”对电影本身的极度严苛,也让他很难有工作中的朋友。


周星驰与黄圣依在电影《功夫》拍摄现场


在拍电影这件事上,周星驰是个绝对的工作狂,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创作、构思、策划。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周星驰都要带领大家一遍遍开会,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一整天,所有人都下班了,星辉公司的会议室还亮着灯,这是常事。魏达深记得,曾经有一次,整个星期都在跟周星驰开会,可进展缓慢,很可能一个星期的头脑风暴之后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周星驰对创作太过严苛,让他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周星驰很少有圈子里的朋友,但在魏达深看来,他倒是个重情重义的人。魏达深全家都是周星驰的影迷,父亲尤其喜爱。2000年,魏达深结婚,当时他还没有加入星辉公司,但周星驰却出人意料地来出席婚宴,让大家大吃一惊,魏达深父亲也得以与周星驰有了一面之缘。几年后,魏达深的父亲病重住院,周星驰得知后到处帮忙介绍医生,有一天夜里凌晨2点多钟,周星驰给魏达深打来电话,询问他父亲的病情,并问他介绍的那些医生有没有帮到忙。可是,魏父的病,医生已经无力回天,那通电话讲完之前,两个人都在话筒里沉默了很久。过了几天,魏达深父亲病逝,出殡那天,最早送到的花圈就是周星驰的。


周星驰(左三)工作照


周星驰的生活可以用清心寡欲来形容,他平日几乎不出门,喜欢踩单车、打桌球,有时候就一个人骑着单车从山顶别墅去到旺角,吃一碗鱼丸面,然后再花两个小时骑回家。最近几年,周星驰开始迷恋看书,他有时候会让魏达深帮忙买些书给他。如果非要给周星驰添加一个可描绘的标签,魏达深的选择是——“发明家”——“他发明了无数全新的电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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