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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山不让女性登龙舟的争议,看传统与现代的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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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山不让女性登龙舟的争议,看传统与现代的中间地带

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 06-08 18:51

近日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女性不能登龙舟的事件,引起网上争论。


当地龙舟协会法人代表对记者的解释是当地的龙舟有很多种类,其中一种是传统龙(舟),有妇女不能登船的传统习俗,当地也会加大宣传,避免外地女游客未经龙舟主人允许,误上传统龙(舟)去拍照留念。网友有批评登龙舟女性破坏传统者,也有批评这不是传统而是封建陋习者。



以上两方面的争议意见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关系,尤其是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模糊而广阔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在探究尊重并弘扬传统文化的分寸感在哪里,弘扬传统文化等于复古吗?弘扬的是形式还是精神,而形式与精神是否就是简单的二分关系?这些问题引发我们对传统之为传统、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更为复杂而中正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对位于珠三角的佛山市有所了解,佛山市不仅GDP破万亿,同时也保留、恢复、重建了很多宗族传统。它将经济的现代化与社会的传统保留充分结合在一起。


其实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更扩大而言之,东南沿海的其他经济发达省份像浙江、福建,都与珠三角一样有着深厚的宗族传统,并自觉保留、恢复乃至重建了不少宗族传统。


经济的现代化与社会的传统保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毋宁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内在动力之一正是宗族共同体的凝聚力、组织力,而东南沿海的海外华侨、港澳台胞回国返乡的投资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侨胞回国返乡投资的动力也是来自宗族传统的回报祖先、乡土的思维。


其实经济的现代化与社会的传统保留二者同时存在,并非中国所独有。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解释美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美国的经济高度现代化,而政治却非常古老,保留着十六世纪英国的都铎制。高度现代化的美国更是有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相信上帝的真实存在。


宗族传统是中国文明传统的家国意识的社会根基所在。宗族的凝聚即传统所谓“敬宗收族”,离不开祭祖以及祭祀土地、山川等一整套基于当地的宗教礼仪及其意义系统,而赛龙舟就在这一整套礼仪系统之中。


地方、民间的礼俗在外人、尤其现代人看来往往有非理性的成分,因而不能理解甚至加以批评(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在其《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批判西方现代的过度理性主义,现代人尤其现代理性主义者批评传统的习惯、风俗为非理性主义,从而认为是坏的,欧克肖特对这种看法加以严厉批评),而在当地身处这套系统内部的人来说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甚至不需要特别深究其意义,更多是照着做,或者同时反向划出一些禁忌。


像中国人传统上过年贴红色对联,结婚等喜事也都用红色,而葬礼上挽联则用白色。为何喜事尚红色,丧事尚白色,而不是反着来用?红、白背后就是礼的区分、别异,而且是在红、白二色的相对关系中区分出意义,这不同于西方现代原子式的思维。


红、白区分的最底层结构就是《易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最为抽象的原则的区分。喜事、丧事之礼俗用最直观的红、白来突出区分,而红、白二色最直观的还有禁忌,就是说喜事在中国传统上是不能用白色的。



百姓对于禁忌是习惯地执行,并不知其所以然,即《礼记》所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是禁忌,就绝不能混同。传统的龙舟以龙代表阳气,龙从雨,赛龙舟则是百姓祈祷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与龙之代表阳、凤之代表阴相应,舞龙舟者在中国传统是代表阳的男性。就像喜事、丧事上红白二色绝不能乱一样,传统上祈祷风调雨顺具有宗教礼俗的舞龙舟不让女性上龙舟的禁忌,在传统上是理所当然的。


禁忌作为宗教礼俗极为重要的构成,对于禁忌的冲击往往成为对当地共同体的冒犯。而民间小传统的禁忌,其实是从大传统的敬畏转化而来的,《论语》记载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中国礼乐文明传统习俗中,人们“礼敬神明”,同时也是自尊自重。 


现代化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对传统礼俗尤其是禁忌形成极大冲击。现代作家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长河》就是对此的怅惘。最近歌手罗大佑举办网上音乐会,他的《鹿港小镇》歌词中“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同样是表达传统礼俗受到现代化冲击的乡愁。


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开始重视乡愁,而乡愁是要有依托的,那就是世世代代在于此的土地、祖先以及表达对土地、祖先的礼敬之意的一整套礼俗,毛之不存,皮将焉附。 


赛龙舟这些民间礼俗背后更深层的是礼乐文明,而礼乐文明正是中国文明之为中国文明所在。礼包括具体的礼仪与抽象的礼义两部分,礼仪又包括礼物与行礼的行为动作两部分,礼义则是仁、义与敬、让等文化价值观,二者缺一不可。


礼一方面不能没有内在精神,孔子批评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另一方面,礼仪的形式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外相交养,包括礼物与礼文在内所构成的外在仪式能生发起内在的敬、让等精神。


《论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賜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孔子看来,告朔之礼当时虽然名存实亡,但当告朔之礼的形式保留,未来就还有可能重建此礼。孔子的弟子子贡将礼的礼仪与礼义、形式与精神、文与质的一体不可分离关系形象地譬喻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礼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的,中国文明强调“礼,时为大”,这也就是《易传》所说“与时偕行”。当年王阳明严厉批评其弟子王艮穿着复古服饰招摇过市,而王船山则尤其强调对于传统的继承不在于照搬过去具体的制度,而是把握传统背后的精意基础上的创新。


周公制礼做乐,乃是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大成。春秋时礼坏乐崩,而礼就是春秋时的传统。如何对待礼这一传统,儒、道、法三家做出了三种不同选择。


道家是要回到更早期的礼,回到小国寡民状态,显然有复古倾向;法家则走向与道家相反的另一端,通过强调新法来对礼加以批判、割裂;而儒家相较之道、法家,则取中正之道,以“礼,时为大”,一方面强调“仁”作为礼之精神,从而对于当时失能的礼重新加以激活,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具体的礼的形式加以损益,以继承礼的精神为方向而保留什么、去掉什么,又增加、创新什么,是门艺术,而且是门极高超的政治艺术。


《论语》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新中国国徽设计上所用纹饰,最开始的方案是采用清代比较繁复的纹饰,设计者林徽因最后采用了浑然、质朴、大气风格的汉代的纹饰,这与新中国的新气象、大气象更为契合。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资料图/共产党员网)


儒、道、法三家对于当时的礼这一传统分别做出复古、批判与损益的三种选择,而儒、道、法三家缺一不可,形成了中国文明内部必有的张力。


儒、道、法对于传统的三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传统也提供了启示。


对于传统的第一种态度是保留相对纯粹的传统,像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祭祖。


祭祖是自家的事,不是外人来参观的,所以不是可以擅入的,这就存在内外有别的问题。同理,作为当地人祈求风调雨顺、具有宗教礼俗性的传统的赛龙舟,还是尊重当地人的礼俗禁忌为宜。


对于传统的第二种态度,是脱离了传统而演化为现代的形式与功能,像传统赛龙舟是与祭祖同类型而具有宗教性功能的,它并非现代理解的体育。但今天又演化为了现代的体育运动,网上有讨论到佛山女子龙舟队屡屡在国际大赛上获奖。因为这已完全演化为现代体育,所以原来的女子不让登龙舟的礼俗禁忌自然就不存在了。


同理,有人说“女航天员都上太空了,女人还不能上龙舟?”其实这是逻辑混淆,混淆了礼俗禁忌与体育运动、旅游观光的不同要求。所以不是笼统、简单地说能不能上龙舟,而是因应情境、场景不同而区别对待。


尊重当地传统礼俗禁忌,女性不合适上龙舟;但若换成是现代的体育运动、旅游观光的场景,则不仅女子不让登龙舟的传统礼俗禁忌自然不存在,女性还可以积极参加龙舟国际体育大赛这样的现代体育运动。而女性可以参加龙舟国际体育大赛这样的现代体育运动,与女航天员上太空的逻辑是一样,都属于现代的逻辑,前者是现代体育逻辑,后者是现代科技逻辑。


同样,像各地民间戏剧,原本是具有宗教功能的,经常在结婚、祝寿、社祭时表演,既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也是给祖先与土地神等看的,所以有娱神性质。习俗认为逝去的祖先被召感回来,会与子孙一起看戏,这其中有中国人非常深厚的情感。


鲁迅的《社戏》对于社戏、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满足有生动的描述,鲁迅甚至对于黑白无常等民间鬼神所寄寓的中国人的超越性的情感都有深深的体认与同情。社祭以及社戏对于一方土地爷以及山川等神的礼敬,其实比现代外在的、客观的对生态的保护更为深沉而有效,所以绝非迷信这么简单。


再举表面看来传统和现代差不多的古琴为例,其实古琴在传统和现代的内在精神也是差别不小的,《白虎通义》说“琴者,禁也”,是禁内心的邪念、邪气,强调的是乐德与内在的修身,而不是外在的表演。现代大学学院派古琴将传统的丝弦改为了钢弦,演奏时更是加了很多西洋音乐式的装饰音,更是变成了外在表演,而由君子个人修身变为了外在表演艺术。


第三种则是介乎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状态,这往往是最为复杂而容易引起争议的。就像这次佛山发生的不许女性登龙舟的争议事件一样。


中国礼乐文明传统强调入乡随俗,强调入乡要先问礼,而这本身是中国礼乐文明明礼的一部分。本地人与外地人对于礼俗的理解、认同可能是有巨大落差的。外地人中不少是远离传统的纯现代观念者,而现代性之成为现代性更多的乃是抽离、剥离掉所有具体关系后的抽象。外来的现代人可以坚持自己的纯粹现代的理念与生活方式,但却不宜以此来要求当地人。


现代的旅游观光客往往抱着一切都是消费、一切都由我来做主的观念。旅游固然对于当地经济有拉动,但却不能以破坏当地文化生态为代价。大家开始注意到旅游不能破坏自然生态,但对文化生态这一面向则还缺乏自觉。


现代化因其抽离到所有具体关系的抽象性、原子性,而有别于传统的风土人情具有内在共生关系。所以抱着纯粹现代观念者更要有自我克制的文化自觉,所谓礼是对于对方的敬、让,敬人也是敬己。现代旅游者不在当地的文化系统之内,尤需要虚心、细心体察。


男女分厕所,传统龙舟亦同然,传统龙舟的禁忌还有别嫌疑、对于女性的保护的这一层面,更不为人所知。就像传统包括现在一些农村习惯,家里招待客人吃饭时,女性往往不上桌,其中也有别嫌疑、别内外以及保护女性的考虑。而今天女性可以上桌,也是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差别在消失。中国文明传统对于夫妻二人关系的理解是齐等而相互扶持,《白虎通义》解释“夫者,扶也”、“妻者,齐也”。


现代旅游观光者来到当地,还是要有做客之道,不宜有消费主义心态而轻慢当地传统。其实当地传统面对现代、都市人的观念的挑战,往往是无语者、弱势者。其过激表达,并不意味强势,反而是被动的情绪性的防御心态。“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知者,是守住其禁忌。当年的沈从文深深感受到其家乡湘西的传统面对都市、现代冲击之后的无力感。今天不应该重演。


礼强调主、客两方面,对于当地人而言,亦有待客之道,中国礼乐文明传统对于客人是无比尊重、礼遇的,往往尽其所能来表达对于远道来的客人的尊重。所以当地对于其禁忌要给客人耐心说明。


以佛山的龙舟为例,是传统龙舟遇到现代观光的矛盾张力。如果不是传统龙舟,如果是从传统龙舟演化出的纯粹用于旅游、娱乐者,原来的禁忌自然就失效。目前的问题,是传统龙舟遇到现代观光的二者混杂状态,所以就需要双方对于对方的礼让与反求诸己,这是主客各尽其道、各得其宜。


以上三种对于传统的态度的存在,各有其宜,并将长时间并存,就如儒道法三家对于礼这一传统的三种态度一样。三种对于传统及其与现代的关系的态度并存,这就是文化生态之自觉保护。


再以农业种子为例,可能对于文化生态会有更深的理解。袁隆平当年培育杂交水稻,最难的是一开始要找到稀有的原生稻。目前国家非常重视农业种子的安全,所以目前最稀少的原生稻与众多的杂交水稻,各种都要有。中国文明的丰富性是与其作为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原生性密不可分的。现代发展到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不等于就不要农业文明。现在大家重新认识到农业与农村,浙江杭州等城市的居民正发生逆城市化的倾向。


资料图


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状态,尤其要耐心,尤其要有忠恕之道,要有各自的自我设限。而这根本上是要理解我们文明的深层结构,引发我们更深刻地从文明史的视野认识自己,礼乐文明作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礼俗与生活习惯,能由不知到知,则上升到了文化自觉的高度。


把握三种态度的分寸感在于把握我们文明即礼乐文明的底层结构,进而把握礼乐文明的精神、精意,而非复古。所谓传统乃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传统一定是“与时偕行”动态发展的,在今天一定是与现代融合而发展的。


最后以目前盛行的汉服为例,汉服兴起是青年人自发的。至于汉服本身,有汉、晋、唐、宋、明甚至清之别。礼乐文明重衣服,所谓“衣冠人物”。《礼记》、《白虎通义》对于深衣取象、取法天地、日月等象征意义有系统的论述。衣服表征着天人相应,表征着人之德行与文化。


今天的汉服不在于取何种汉服,而在于其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军事化下的西服的深层文化表达。人们喜欢汉服的宽衣博带,更深层的是中国人的心性、性情通过衣服的表达。年轻人甚至儿童喜欢汉服,出于自然的兴趣,而汉服尚在发展中,它与西方现代的西服以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一定程度损益的中山装等,都将长期并行不悖而形成张力,并在不同场合有不同之用。


认识传统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现代,要去除纯粹现代的傲慢,而深刻认识到现代化抽离所有具体关系后的极端原子式的抽象化带来的方便与平面化而缺乏历史的纵深的限制的两面性,现代性的底层逻辑是原子式的抽象化,而现代的共同体的建构也是原子式的结合,而不是带有历史、文化等具体性的有机结合。


深刻认识现代性具有的原子式的抽象性、静态性,进而要深刻认识中国文明传统强调动态发展变化的“时位中”的高明智慧,从而在把握传统与现代二者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达到二者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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