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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选,自由党还会有奇迹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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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选,自由党还会有奇迹发生吗?

澳财网 澳财网 12天前 19:32



5月21日,澳大利亚大选投票日。5月3日,澳联储时隔12年首次加息。


澳联储上一次在选举期间宣布加息发生在2007年。当时的总理霍华德不仅加息后民调下降,几周后输给了工党领袖陆克文。


尽管现任总理莫里森说,加息不是政治问题。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加息恐怕还是会对大选产生影响。


毕竟,加了息,让有房贷的人“压力山大”;不加息,通胀上升,万物涨价,谁也不会太高兴。


扣在自由党头上的紧箍咒还不止加息。在悉尼、墨尔本、珀斯等地的一些自由党议员的选区中,涌现一大批独立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多为“白富美”,力主改善气候变化,走的是精英路线,已获得了不少支持,严重威胁自由党议员的连任。


在这样的多重夹击之下,莫里森率领的联盟党(以自由党为主)选情确实有些岌岌可危。


加息影响自由党选票?


在加息之后,那些背负房贷的选民数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5%)的选区,其选情恐怕都要受到影响。如珀斯的Pearce(55%有房贷);墨尔本北郊McEwen(50%有房贷);悉尼的Greenway(45.7%有房贷)等。


以Pearce为例,这个选区以医院、超市、矿业的技术人员为主,从1990年以来一直是自由党选区。选区房屋中位价在过去两年涨了15.7%。但加息之后,这个选区的选情出现了变化。


自由党议员琳达·艾特肯(Linda Aitken)原本的预估优势为5%,但根据Sportsbet的数据,目前工党候选人特蕾西·罗伯茨(Tracey Roberts)的赔率仅为1.40,而Linda Aitken的赔率为2.75,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可见市场认为,工党在这个选区胜出的可能性更大。 


自由党议员琳达·艾特肯(Linda Aitken)


事实上,本次加息25个基点,只会让60万澳元的浮动利率房贷每月增加81澳元的还款,本身对家庭影响不大。


然而,对于未来不断加息的预期,肯定让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成本增加更为忧虑。


民调机构表示,生活成本是选民主要关心的问题,4月份,50%的选民将其列为三大关注事项首位,其次分别是医疗保健(39%)和经济(32%)。


选民如此关心,朝野两党自然不愿放过以此“做文章”的机会。


工党不断指责莫里森政府此前推出的补贴政策,进一步使得通胀失控,而与此同时却没有推动工资的增长,使得民众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莫里森则否认现任政府对高通胀和加息有责任,他抓住工党党首阿尔巴尼斯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无法答出失业率和官方利率的问题,攻击工党在经济管理方面“一贯无能”。



博满澳财首席投资官魏睿昊指出,澳联储之所以加息,是因为全球和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不断上升。而本次通胀高企,主要是由疫情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导致。


纵观联盟党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决策,前期推出的留职补助(JobKeeper)政策,尽管财务成本很高,增加了大量政府债务,但确实保障了民众的收入和企业的现金流,帮助澳大利亚的经济更快从疫情中走出来。


然而,到了今年预算案,莫里森政府仍旧采取简单粗暴的“撒钱政策”,在当前通胀压力巨大、失业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无疑是“火上浇油”,不得不说是“拉票”政策,忽视了国家的长久发展。


自由党比工党会“搞经济”吗?


在澳大利亚一直有一种观点:自由党比工党会“搞经济”。


因为自由党更支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往往从保障市场的自主性出发,主张修复财政赤字、减少税收等。


事实是否如此呢?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从1949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二季度的235个季度中,2/3时间为自由党执政,1/3时间为工党执政。


从平均经济增速看,自由党执政期间确实高于工党,这主要得益于霍华德(Howard)时期和弗雷泽(Fraser)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及战后经济的复苏。


霍华德,图/ABC


尤其是二战以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霍华德,作为一名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扭转澳大利亚1990年代的财政赤字情况,缓解经济困局。在其任期,澳大利亚平均年GDP增长达到3.6%,政府偿还了960亿澳元的债务,并实现了财政盈余。


但是,工党中同样涌现过如霍克(Hwake)和基廷(Keating)这样擅于“搞经济”的总理。


霍克(左)和基廷(右),图/BBC


如1983年到1991年历任总理的霍克,曾是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理之一。在他执政初期就推行澳元汇率自由浮动,并且极大地开放本地经济,加入全球竞争;他不仅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被称为“APEC之父”;并百余次访华,对促进中澳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霍克的继任者基廷则更是一手建立了澳大利亚强制性养老金体系,并让养老金入市成为市场最大的基石,保障了澳大利亚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改变了澳大利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


即便在近20年中,陆克文(Kevin Rudd)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及时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带领澳大利亚避免经济衰退。当然,这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



事实上,由于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现任莫里森政府也不得不举债度日,这恐怕是在应对危机时无可避免的情况。


魏睿昊认为,不能简单地评论自由党还是工党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要看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


两党政策比较:通胀、外交、移民、气候变化


本次无论联盟党连任,还是工党上台,都将面临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联盟党和工党的财长也均表示,高通胀下,无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现任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左)

和工党影子财长吉姆·查默斯(右)


然而,在多次两党的辩论中,双方都没有提出重大改革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通胀问题,以及政府债务不断上升的问题。


从此前两党公布的经济政策看,在提升工资和控制生活成本的措施上:联盟党希望继续推行减税,降低燃油税、发放250澳元现金救济;工党也支持降低燃油税, 并增加46.5万个免费TAFE 名额,以弥补技术工人的缺口。


在最近的辩论中,莫里森所强调的是,因为现任政府的努力,失业率才降至48年最低, 而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最好解决方案,“就是保障工作岗位”。阿尔巴尼斯则不断批评,现任政府没有增加工资的计划,并表示支持根据通胀,将最低工资提高5.1%。


在外交上,双方的立场差别并不大。对于中国,目前两党均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莫里森将国家安全作为其连任纲领的核心部分,而工党则急于避免在外交政策上显得软弱。


莫里森甚至说出:“美国的立场也是我们的立场”,表示将积极维护地区安全;阿尔巴尼斯指责自由党未能处理好地区关系,其中包括将达尔文港出租给中国企业。


(上图)5月8日,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在9频道进行了第二次竞选辩论,在收听或收看并投票的人中,49%的人支持阿尔巴尼斯,莫里森的支持率为45%,有6%的观众犹豫不决。


在移民政策上,工党的态度相较联盟党更为灵活一些。


联盟党此前宣布增加3万个技术移民配额,但减少了相应的家庭移民配额,总体变动不大。


工党则在4月初曾表示希望推动移民改革,让外国临时移民更容易成为永久居民。并且宣布将创建新的“太平洋参与签证”,通过抽签制度,每年向一定数量的太平洋岛国民提供永久居留权,既加强区域的人员互动,也为澳大利亚争取更多劳动力。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工党的政策也相对更积极一些。


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基础上,联盟党没有承诺改变其2030年减排26-28%的目标。政府将积极发展“低排放技术”,例如碳捕获和储存、低排放钢铁生产、降低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等。


工党则承诺在2030年实现减排43%的目标。其主要减排计划包括:投资绿色金属生产(即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金属),使电动汽车更便宜,升级电网以使其能够接纳更多可再生能源,并在全国各地安装社区电池和太阳能储存器。


在魏睿昊看来,澳大利亚确实需要在这轮新能源革新中发展更多相应技术,改变产业结构,这样才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大选大变数:独立候选人


对于联盟党而言,除了“老对手”工党以外,还面临另外一群人的挑战。


在澳大利亚一些最富有的选区,从珀斯、阿德莱德到悉尼、墨尔本等,很多选区出现一批独立候选人。他们被称为“teal independents”,茶色,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


独立候选人多数是白人女性,专业人士,在社区有一定知名度,无党派。所在社区往往是自由党选区。比如:竞选维州Kooyong席位的莫妮克·瑞恩(Monique Ryan)是一名儿童神经医学专家,Goldstein的候选人佐伊丹尼尔(Zoe Daniel)是记者;竞选新州Wentworth席位的阿莱格拉·斯彭德(Allegra Spender)曾在麦肯锡和英国财政部担任研究员,North Sydney的候选人凯莉·廷克(Kylea Tink)是数家慈善筹款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部分澳洲独立候选人


根据Climate 200网站,在全澳170个选区中,目前有22个独立候选人(包括4名现任议员)人选。


独立候选人的出现,极大地威胁了当地自由党议员的选情。即便是现任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已经担任议员12年的选区Kooyong,独立候选人莫妮克·瑞恩(Monique Ryan)的支持率正在不断升高,已经严重威胁到财长连任。


独立候选人在澳大利亚政治中并不是什么新名词,他们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联邦选举中起起落落。


为什么现阶段会出现那么多独立候选人?这可能表明,部分选民对于现行的政党体制较为失望。


以往,澳大利亚政党体系趋于稳定,独立候选人的空间比较小。如果回到1970年代,两大政党的获票率能达到90%,而在1990年代跌破了80%,目前则已经跌破70%。越来越多的选民对两党感到失望,转而寻求支持独立议员,更看重他们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相对“清白”,以及希望借此推动变革。


独立候选人的选举纲领也较为接近:因为不满自由党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性别平等、建立廉洁政府等的相关政策,本人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因而参加选举。


气候变化是独立候选人最关心的议题。他们认为目前的政策过于保守,无法帮助澳大利亚应对由此造成的影响。比如Kooyong选区的独立候选人莫妮克·瑞恩(Monique Ryan)的主要竞选政策之一:就是支持新州独立议员扎利·斯蒂格尔(Zali Steggall)的减排目标,在2030年至少减排60%。


莫妮克·瑞恩位于Camberwell Junction的竞选招贴


有人指出,独立候选人的政策都是针对特定的自由党选民“量身定制”,他们往往会挖掘出一些自由党选民认为政府做得不够的地方。


也有人质疑,独立候选人群体的政策如此接近,是否具有一个共同政党的雏形。不过,从目前看来,这些候选人往往在当地名声显赫,他们也都是利用自己个人名义参选。


但由于独立候选人的政策实际上和工党、绿党有相近之处,因此他们就很少出现在这两党议员的选区。实际上,他们所在的选区,无论工党还是绿党,都很难赢得席位。而击败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现任自由党议员则相对容易一些。


由于独立候选人数较2019年又明显上升,魏睿昊认为,未来可能将对大选的最终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过多的独立议员出现,可能使得当选的政党,由于议员席位不够,甚至无法和其他小党派一起组建多数党,只能组建少数派政党,进而造成“悬浮议会”(Hung Parliament)。


一个“弱势”的政府恐怕并不是民众想看到的。因为这意味着,以后这届政府想推行任何政策,都可能遇到更大的阻力。


不过,每次选举都会有关于悬浮议会的预测。随着中间派、独立派的壮大,这种可能性确实越来越大。但我们毕竟离选举日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尽管目前工党民调领先,一切还需要等待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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