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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担忧和恐惧”澳洲新冠应对政策大转弯,华人移民却多面临一道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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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担忧和恐惧”澳洲新冠应对政策大转弯,华人移民却多面临一道难关...

ABC澳大利亚 ABC澳大利亚 8天前 13:50

去年年底,因工作场所有人新冠检测呈阳性,吴莱恩(Len Wu,音译)成为了一名密切接触者。用他的话说,“新的一年在困境中开始了”。


像许多澳大利亚人一样,吴先生艰难地找到了一个仍然开放的检测点。为了做核酸(PCR)检测,他不仅等待了五个多小时,而且还面临着一道语言难关。



这位墨尔本某清洁生意的老板不仅要在英文网站寻找检测地点,他也难以跟上快速变化的政府建议,例如对密切接触者的新定义。


“我就觉得好像很无助,自生自灭,靠撞大运生存下来的感觉。”他说。


他说,他对政府最近的一些政策和健康建议上的变化只是一知半解。



他还说,维州卫生部门的官网上的大部分中文信息都已经过时,这让他感到沮丧,他找不到关于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多长时间的详细信息。


同样,印度尼西亚语的网页也过时了,且没有提供任何有关隔离和快速抗原测试(RATs)的规定信息,只包含了关于新冠的一般性资讯。


新州政府网站上的新冠非英语语言信息在存在不一致的问题。


吴先生的无奈情绪在澳大利亚移民社区普遍存在着。


斯瑞·康(Srey Kang)家住悉尼,她是一名护士,也被人称为“柬埔寨社区的凯莉·钱特”(Khmer Kerry Chant,新州首席卫生官)。


她在脸书上用社区语言播报健康信息,让柬埔寨社区了解最新有关新冠的政策和规定详情。


自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以来,她也在一直这样做。



斯瑞女士说,政府与移民社区缺乏沟通,她还补充说,规定变化很快,人们需要时间来适应、消化。


“我们的社区现在很迷茫,非常困惑、沮丧、恐惧。这比德尔塔变异毒株时期更为糟糕。”她说。


“我们的政府可以做得比这更好。我们现在正处于崩溃边缘。”


她说她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在疫情期间不断挣扎的人打来的电话。这些人中有感到焦虑的慢性病患者,以及在建筑产业、卫生医疗产业和餐馆工作的人,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影响。


“我们缺乏指导,我们不能告诉他们该去哪里,只能告诉他们有症状只能呆在家里,并让工作单位知道,自我隔离,戴上口罩——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她说。



“我感到非常、非常无能为力,我没法做什么来帮助我的社区。完全没有。”


“突然觉得我好像是一名信息部长”


八天前,苏珊娜·马坦蒂(Suzanna Martanti )的快速抗原检测(RAT)呈阳性,自那之后她一直在帮助她的社区了解更多与新冠政策和规定相关的信息。


自从自我隔离的第一天起,马坦蒂女士一直在Instagram上与她的近一万名粉丝分享她的亲身经历。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一名信息部长,”家住墨尔本Jacana区的她说。



她的粉丝许多是印度尼西亚社区的成员,并向她询问了很多有关新冠症状方面的问题、在哪里可以获得RAT自行检测试剂盒的信息,以及在隔离期间应该做什么的答案。


她说:“我能感受到那些感染新冠病毒或新冠密接人士心里的恐惧和惊慌”。


“从极端封城措施一下子变成极度宽松的政策转变,也造成了困惑。”


“政策时刻在变 但仍很不清晰”


马坦蒂女士说,她能够用印尼语回答她朋友的一些问题,因为她就职于医疗卫生产业,因此定期会收到以最为简单明了方式撰写的最新的疫情信息。


她还感谢所在的工作单位能为她提供RAT测试盒。



她说:“我无法想象那些密接人士,或目前正在生病而无法获得RAT检测盒的人要面对怎样的情况。”


“我给他们的建议是把自己当成一名新冠阳性的病例,即便症状很轻微,也要想尽办法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上周,全国内阁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进行了修改,现在密接者是指在类似家庭环境中与新冠确诊病例相处四个小时或以上的人。


但是,许多人仍然不确定当他们自己或家庭成员接触到新冠阳性病例时该怎么办。刘贝蒂(Betty Liu,音译)就是其中之一。


刘女士的外孙女所在的托儿所的一位老师新冠检测呈阳性。


她起初有一大堆的问题:“我外孙女算是密切接触者吗?小孩子会感染新冠吗?她会传给我们一家人吗?需要我们一家隔离吗?隔离需要几天?”



因为英语不是很好,来自四川的退休医生刘女士说她不知道能到哪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断听到身边的熟人、朋友新冠呈阳性更是让她感到害怕的。


“有一点儿防不胜防,自己也很害怕,有些身心疲惫了,”她说。


“政策太不明确。变化太快,转弯也太急了。”


“社区试图填补信息真空”


住在维州Clyde区的安妮塔·萨嘉(Anita Sajjah)说,以各种语言提供新冠最新信息将会有很大帮助。


“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上政策、规定变化的,"萨嘉女士告诉ABC。


萨嘉女士说:“政府提供的信息很好,也很新,并回答了我的问题,但这并没有印尼语版本,”她补充说,她一直在帮助向印尼社区解释这些政策和规定的变化。



萨嘉女士与维州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社区( Indonesian Muslim Community of Victoria)组织和澳大利亚人类倡议组织(Human Initiative Australia)一起,不仅一直在提供翻译的信息,而且还为那些在家隔离的人士配发协助包。


她说:“我们只是试图填补信息真空,而此时,政府可能被不断高涨的新冠确诊病患压得喘不上气来”。


同时,她对社区成员愿意相互帮助的热情感到 “十分欣慰”。


她说:“我们社区的女士们建立了一个志愿者工作安排表,把做饭、送餐的工作分配到人”。


在新州,哈节·玛哈·阿卜杜(Hajjeh Maha Abdo)说,在过去三天里,至少有400人打电话向她的社区组织求助。



在圣诞节放假期间,设在Lakemba的澳大利亚穆斯林妇女组织( Muslim Women Australia )分发了100个“新冠护理包”,这其中包括温度计、测氧测血压装置以及基本药物。


阿卜杜女士说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放在了那些生病的人身上。她说因为英语为母语和英语非母语的人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她说:“每个与该组织联系的人似乎都在获取最新信息的交流沟通上遇到了困难”。


阿卜杜女士说,在面对目前疫情方面缺乏筹划,但她乐观地认为,现在解决问题还不算太迟。


“我认为这就像一场社会所面对的海啸。你知道,那是在没有任何警告情况下爆发的,大浪冲来,将人们卷进大浪中。”她说。


“如果我们一起解决这些问题,是能做到的。我们需要真诚地走在一起,承认出了问题,我们能让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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